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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要欣賞中國文學就必須要熟讀詩詞？第五講

簡世瑜寫於曼谷之Ekpailin家中 January 8 , 2013

北宋詩的文學

五代的文人飽經滄桑，詩文也透露著沉痛的氣息。其中以吳越國詩人羅隱的五七言詩比較優秀，著有《羅隱甲乙集》，其詩作，今已不傳。五代前期時期流亡四方的文人學士頗多，有司空圖、韋莊、杜光庭等，皆是文學成就很高的人物。

宋朝結束了混亂的五代，社會逐漸恢復了繁榮。宋王朝為了化解晚唐、五代的武人肅殺之氣息，常在宮廷與朝臣們舉行賞花、釣魚等雅集，君臣以華麗詩賦彼此唱和，以粉飾太平。雖能消弭晚唐五代殺伐之氣，但是浮靡之風又得以持續成習。

宋初文學承繼唐人的規範，鮮少逾越。早期的文學詩作以唐代李商隱為宗，由楊憶 (964—1020)、錢惟演、劉筠等多位御用文人所提倡，特別為太宗、真宗所賞識，更以《西崑酬唱集》聞名，史上稱之為「西崑派」。「西崑派」講究的是詩體的極度雕飾，聲調與格律的嚴格遵守，造成所謂的「臺閣體」詩風。「臺閣體」追求形式美，缺乏真實生活的體驗，內容單薄，詞藻誇浮，聲律諧和，對仗工整，可以提供士大夫做為消遣的文字遊戲。如《淚》：

錦字梭停掩夜機，白頭吟苦怨新知。誰聞壟水回腸後，更聽巴猿拭袂時。

漢殿微涼金屋閉，魏宮清曉玉壺欹。多情不待悲秋氣，只是傷春鬢已絲。

辭文華麗有如嚼臘，用典繁多又趨於病態，但是文體為上意所崇，而楊憶文才又遠優於晚唐五代文人，因此「西崑派，臺閣體」也流行了數十年。不過到了祥符二年(1009)，宋真宗下詔復古，指斥「近代以來，屬辭多弊，侈靡滋甚，浮豔相高，忘祖述之大猷，競雕刻之小巧」；並告誡「今後屬文之士，有辭涉浮華，玷於名教者，必加朝典，庶復古風」(《徂徠先生全集˙祥符詔書記》)。復古的下詔讓「西崑派」的時代落幕，也開啟仁宗時期復古文學的先河。

復古運動的推展，雖源於反對「西崑派臺閣體」文體的雕飾與嚴守格律的浮靡之風，也是繼唐朝韓愈、柳宗元之後，再創古文運動的高潮。首先對此浮靡之風撻伐的是柳開。柳開(947—1000)，字仲塗，大名(河北大名)人。他提倡「古其理，高其意，隨言短長，應變作制，同古人之行事」的古文；宣揚文道合一，更以繼承韓柳古文傳統為己任。可是柳開的古文並不是以現實對抗浮靡，缺點是「辭澀言苦」，很難打動人心，因此影響並不大。

宋初對復古運動有真正貢獻的王禹稱。王禹稱（954—1001）字元之，出身清寒，太平興國八年進士，曾為右拾遺、左司諫等官，是唯一反對宋初詩文浮華作風，並從理論和創作上來表達現實主義精神的先驅。王禹稱提倡繼承杜甫、白居易等人的現實主義傳統，自稱「本與樂天為後進，敢期子美是前身」(《前賦村居雜興詩二首》）。他還深深慨歎宋初的浮薄詩風是「可憐詩道日已替，風騷委地何人收! 」見《還揚州許書記家集》、並表達他反對奢華的文人風氣。他的復古主張以六經為主，取法韓愈、柳宗元。他又認為文章是「傳道而明的工具」，是「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」的產物，因此復古的意義並不能「模其語而謂之古」，應該與現實世界相照應。

歐陽修，字永叔（1007—1072）的出現，上承柳開、王禹稱的先河，帶領更新一波的文學改革運動。而這一次的文學改革，卻是政壇保守派與改革派異常激烈鬥爭的產物。改革派領袖范仲淹在天聖三年（1025）提改革時弊的主張中，就包括文風的改革。他認為「國之文章，應於風化，風化厚薄，見乎文章」。因此，他建議「可敦諭詞臣，興復古道，……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」（《奏上時務書》）。而後於天聖七年 (1029) 宋仁宗下詔書，指責文士著作，「多涉浮華」，並認為「文章所宗，必以理實為要，……庶有裨於國教，期增闡於儒風」見《宋會要輯稿》。

歐陽修身屬改革派，極力推崇梅堯臣與蘇舜欽。梅堯臣(1002—1060)，字聖俞，作過主簿、縣令等小官，一生窮困不得志，為歐陽修所稱，並以韓孟自況。蘇舜欽(1008—1048)，字子美，二十七歲中進士後，作過縣令、大理評事等小官，「位雖卑，數上疏論朝廷大事，敢道人之所難言」見歐陽修《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》。梅堯臣認為詩必須是「因事有所激，因物興以通」，作詩要如說話，蘇舜欽則以「會將趨古淡」自勉。梅堯臣嘗與歐陽修論詩時曾云：「詩家雖主意，而造語亦難。若意新語工，得前人所未道者，斯為善也。必能狀難寫之景，如在目前；含不盡之意，見於言外，然後為至矣。」（見《六一詩話》）所講的是要打破舊有的拘束，並要求文學的意境能夠深遠含蓄。梅堯臣與蘇舜欽兩人合稱「蘇梅派」，但蘇舜欽詩粗獷豪邁，異於梅堯臣的委婉清淡，受其詩風理念影響的有文同，蘇軾乃至黃庭堅及之後的「江西詩派」諸人。

在此我們似乎可以看到詩壇西崑派與蘇梅派的華與實之爭，也可預見畫壇文士與畫工的雅俗之辯。政治上的壓抑，如王安石如火如荼的變法，導致所謂的保守與改革的矛盾加劇。反對的文士們如蘇軾等，以浸淫於文學藝術為主，自我幻化精神的超脫，並為此「形而上」的境界尋找合理的法統與洩解的管道。他們推崇唐朝詩人王維，並提出「士人畫」的新觀念，主張詩，書，畫三者的結合。蘇軾認為：「詩畫本一律」。又說：「詩不能盡，溢而為書，變而為畫」。主張繪畫應如作詩和書法一樣，是自我發揚情感思緒的另一媒介，因此納入文學體系中開創以欣賞文學作品的方式品評及創作。不但可以培養愛好繪畫藝術的情趣與品味，也可以付予畫「形」，「詩」的高雅理想品格，如蘇軾之「素節凜凜欺霜秋」，就用詩的文學品格來比擬文同繪竹的節操。讓畫由「形」而「意」而「神」。就如蘇軾之「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」也就是「士人畫」的最高藝術境界。

《江西詩派》，北宋詩學流派，黃庭堅為創始人。宋徽宗時呂本中作的《江西詩社宗派圖》見於最早記載《江西詩派》之南宋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四十八。成員包括陳師道，潘大臨等，大多為江西(宋代江南西路)人。作詩好用僻典，煉生詞，押險韻，制拗句，講究語言韻律，為形式主義者。黃庭堅說：「詩詞高勝，要從學問中來。」因此江西詩派在內容方面並不特別，描寫則重個人生活經歷和抒發自我思想感情，有時也反映當時的宋蒙戰事（兩方攻防達數十年）。由於講究追求「無一字無來處」「靈丹一粒，點鐵成金」等原則，既自我設限不能求新，用典又只能拾人牙慧，雖典故連篇，空有擇取而不見相容，形成了江西詩派中的弊端而成為末流。

黃庭堅（1045—1105），字魯直，自號山谷道人，晚號涪翁，洪州分寧（今江西修水）人。治平四年（壹零陸柒）進士。曾任秘書省校書郎等職。後屢遭貶謫，卒於貶所。他以詩文受知於蘇軾，與秦觀、晁補之、張耒並稱「蘇門四學士」。其詩成就最高，被推為江西詩派領袖，在宋代影響很大。有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。做詩材料的選擇上喜歡在佛經、語錄、小說等雜書裏採用冷僻，稀見的字或典故。在做詩運用上力求變化出奇，避免生吞活剝。不同於西昆詩人，黃庭堅有意造拗句，押險韻，作硬語，歷來詩人所講究聲律和詞彩鮮明等藝術手法也棄之不用。

我詩如曹鄶，淺陋不成邦；公如大國楚，吞五湖三江。赤壁風月笛，玉堂雲霧窗；句法提一律，堅城受我降。枯松倒澗壑，波濤所舂撞；萬牛挽不前，公乃獨力扛。諸人方嗤點，渠非晁張雙；袒懷相識察，床下拜老龐。小兒未可知，客或許敦龐；誠堪婿阿巽，買紅纏酒缸。——《子瞻詩句妙一世，乃云效庭堅體，次韻道之》

投荒萬死鬢毛斑，生入瞿塘灩預關。未到江南先一笑，岳陽樓上對君山。滿川風雨獨憑欄，綰結湘娥十二鬟。可惜不當湖水面，銀山堆裏看青山。——《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》

癡兒了卻公家事，快閣東西倚晚晴。落木千山天遠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。朱弦已麼佳人絕，青眼聊因美酒橫。萬里歸船弄長笛，此心吾與白鷗盟。——《登快閣》

南宋詩四大家：尤袤、楊萬里、范成大、陸游。雖未脫離「江西詩派」風格的影響，但在內容及寫法已作修正，比較偏向元、白的平易作風。也有此一說，歐陽脩、王安石、蘇軾、黃庭堅四大家，為宋詩特色形成之推手，歐、王、蘇.、黃四大家詩重哲理，然抒情造境，則不免遜於唐詩。其中以陸游最為後人所推崇。他也是南宋最出名之愛國詩人之一，其詩《示兒》：「死去原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；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勿忘告乃翁。」另外一首常被人誤用的是陸游的《遊山西村》；「莫笑農家臘酒渾，豐年留客足雞豚；山重水複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簫鼓追隨春社近，衣冠簡樸古風存；從今若許閒乘月，拄杖無時夜叩門。」

《北宋、南宋詩選》

《飲湖上初晴後雨》：北宋蘇軾

水光瀲艷晴方好，山色雲濛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

《題西林壁》：北宋蘇軾

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

《木蘭花令》：北宋蘇軾

霜餘已失長淮闊，空聽潺潺清潁咽。佳人猶唱醉翁詞，四十三年如電抹。

草頭秋露流珠滑，三五盈盈還二八。與余同是識翁人，惟有西湖波底月。

《詠梅》：南宋 陸游

驛外斷橋邊，寂寞開無主。已是黃昏獨自愁，更著風和雨。

無意苦爭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塵，只有香如故。